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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亡 学 生(zz)

流 亡 学 生
(2002年2月22日发表于杭州日报)
程邦芸口述 曾琦琦整理
    我已是耄耋老人,祖籍安徽。祖父辈离开老家去江西经商。我父亲在江西吉安开一家南货店,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我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一个弟弟。父母尽力培养我们姐弟读书。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这时,我姐姐已经出嫁,大哥二哥已能自食其力。家中母子四人的生活靠两个哥哥接济。我姐夫在武汉当军医,收入较为稳定,母亲带我们兄弟离开吉安投奔在武汉姐姐姐夫。后来,姐夫工作调动去了湖南,母亲又带我们回江西南昌,投靠我的叔叔伯伯。几经转辗延误,到15岁我才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被保送进江西省立一中。 江西省立一中是江西省历史最久最有声誉的中学,在江西有“名称永居第一位、成绩须达最高峰”的赞誉。南昌学生均以能考进此校为荣。我在省立一中初中毕业,刚进高中,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南昌,学校没法上课,搬迁到奉新县。我跟着学校走了。这时我姐夫调到南昌,姐姐姐夫和我妈一起住在飞机场附近。日本飞机轰炸南昌飞机场,我妈与我姐逃难回了吉安。 兵荒马乱的,妈妈放心不下我一个人在奉新,带信让我上大哥那里去。我大哥是在南京一家医院运送伤兵的汽车组工作。我投奔大哥,在医院干杂活。那时,贪污成风,有本事的人发国难财。大哥耿直,不会溜须拍马讨好上司,一个月挣几块大洋的国难薪,还要受气,1941年他辞职调离。我渴望读书,不想跟大哥走,便鼓足勇气给省立一中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复学。校长很快答复,这样,我回到设在广昌县白水镇一个祠堂里的省立一中高中部读高中。 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使我母亲病倒了,1943年母亲去世。弥留之际,哥哥姐姐都赶到母亲身边,母亲执意不让通知我回家,怕我来来回回跑路耽误读书、耽误考试。她说,邦芸已经24岁了,再耽误不起了。

    1944年我高中毕业。强忍着丧母之痛,背负着母亲的希望,毕业会考我名列前茅。按规定,省立一中的前三名可以保送浙江大学。我是三名保送生之一。 能够上浙江大学读书,我非常高兴,但又犯愁,浙大已流亡到贵州,路途遥远且时有断阻,怎么去呢?我写信向二哥求助。二哥在重庆(陪都)交通司搞后勤工作。他捎信给我,说江西有一批日军战俘在赣州集中,准备押送重庆,嘱我赶紧前往搭车。 我揣着二哥的信赶到赣州。领队同意我搭车。但汽车驾驶室坐司机和押送人员,无法入坐;车厢里坐满日本俘虏。怎么搭乘呢?我一个人坐在没遮没盖、连个扶手都没有的汽车驾驶室顶上。 七、八辆老爷卡车呼哧呼哧喘着气,从赣州出发,在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公路、土路、山路上颠颠簸簸地前进。那正是夏天,我端坐在汽车顶上,风雨无惧,精神高度集中。因为,一个瞌睡或一个急刹车就可能摔下车,从车顶摔下来当然非死即伤。一路上险象环生,简直是玩命。这样搭车上学,大概可以上吉尼斯纪录吧?有车可搭,免了我吃饭住宿之忧,我满心喜欢,憧憬着大学生活,竟不知性命交关。从赣州到重庆,路上整整跑了十几天,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身冷汗!我想,一定是母亲在天之灵保佑我,没有出事。 到了重庆,我再搭车去流亡西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 浙大新生来自浙、闽、赣、湘、鄂、桂、穗、黔诸省,都是考上浙大后,跋山涉水历尽艰险赶来的。浙大到遵义校舍不够,又在湄潭、永兴设分部。新生第一学年安排在永兴就读。江西省立一中就到了我一个,还有两位保送生因路途遥远、交通不畅无法前来就读。 保送生可以选择专业,我选择了土木系。因为土木系属工学院,工学院的学生免缴学费。

    永兴是个四面环山敌机难以轰炸的小盆地。浙大在黔北逐渐发展壮大,此时已有六个学院、25个学系、四个研究所、五个分部还有附中等等。遵义、湄潭、永兴的祠堂庙宇全部被利用,不是用做教室就是当学生宿舍。子弹库当办公室;江公祠做图书馆;禹王宫成了农化系;财神庙成了农经系;唐家祠堂是生物系。第一学年,我住在永兴一个破祠堂里。戏台及戏台两边的走廊全部睡学生,臭虫跳蚤多得要命。戏台下就是我们土木系的教室。升二年级后,我们再到遵义浙大总部读书。

    因为战争,我们大都与家里断了联系,得不到接济,等于流浪儿。学生伙食免费,八个人一桌,桌上一钵黄豆芽水类蔬菜。有伙食结余月中月底打一次牙祭,吃一点肉。同学如兄弟,难得打牙祭,大家你推我让不肯先下筷子。 每个学生一个月可以领一斤桐油两根灯芯,用于晚上照明。为了点灯时间长一些,我们比《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还吝啬,两个人合用一根灯芯照明。到了晚上,大家一个个凑着莹火虫似的灯火看书,熏得鼻孔墨黑墨黑。 冬天,黔北山区阴雨连绵,寒气逼人。大多数学生没有棉衣棉裤,有的连件象样外衣都没有,冷得发抖。我们学当地人的样,点火笼取暖。所谓火笼,是盛着木炭的瓦盆或陶罐,外面套着竹编,可以提在手里。除了上课,大家手中都提着火笼取暖。平心而论,我们的生活比当地老百姓还好些,比刚迁到黔北时更是好多了。听老师说,刚到黔北落脚时,相当一段时间,学生开饭只见饭桶不见菜,大家用盐水、干辣椒过饭。教授们也都饥寒交迫。苏步青等名教授住在湄潭时,课余时间都在房前屋后种菜种玉米,以求果腹。 我们用的数理化教材大都是英文原版本,很珍贵。我们买不起,且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工学院的学生一年级念完了,将达夫物理、德明化学、微分工程等一一标价出卖,再买进二年级用的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等等。教科书就这样卖出买进,一级一级往下传。计算尺、圆规之类学习用具也买得到。我进浙大从来没用过新课本。我们用毛连纸订成作业本,用染料泡成墨水。放假的时候,学校介绍我们“打工”。我和几位同学一起给当地一个部门搞测量,虽然报酬很低,毕竟能挣一点另花钱。

    浙大流亡到了穷乡僻壤,教学依然一丝不苟。每天课程排得满满的。土木系四年要学五十多门课。学校采取学分制,一个学期超过五分不及格降级,超过十分不及格退学。学校张榜公布学生的成绩和学号,不及格的用红笔,每学期都有降、退学生。上几届学生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政治课考试时,有个学生带进一张纸。那位学生可能太紧张,可能……说不清。监考老师发现这个学生夹带,当场判他作弊。学校马上作出开除决定。说实话,政治课是选修课,学生都不太重视,只要不缺课,都能考及格。浙大的考试制度是很“凶”的,并不因为政治课不是必修课而手下留情,触犯校纪马上开除,毫无通融的余地。那位学生没脸回家,且也回不了家,怎么办?同学们帮他在附近中学找了份教书的工作。后来,他再参加浙大的招生考试,被录取,重返浙大读书。听说有位女生英文课考分差一点点,她在老师那里哭了六个钟头也没有哭软老师的心。 我在江西是学习尖子,到了浙大,就觉得自己的程度比不上浙江、江苏来的同学。有的老师用英语讲课,我听起来非常吃力。为了跟上进度,我只有焚膏继晷。在永兴时,除了几个江西籍同学外,其它同学我连他们的姓名都叫不上来。班上只有一个女同学,按理说很引人注目,可我只认识她这张脸,她住在哪里,是何方人士,一概不知。可以说,我们这些学生大多心无旁骛,专心读书。晚上大家看书做作业到深夜,清早起来,祠堂里一片英文诵读声。

    当然,我们并非死读书。浙大很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到了黔北,实验室、实验工场、农场一一设立,各学科研究工作依然继续。负责“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的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代表李约瑟先生曾到遵义、湄潭参观。他对土祠堂破庙里出那么多教学科研成果十分惊奇,称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研究风气可与英国剑桥大学媲美。

    竺可桢校长不仅重视教学科研,还极重视体育锻炼。他提倡全体学生参加体育运动,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下了课,单杠、双杠、吊环、排球、篮球、游泳都有人练。我们的体育主任舒鸿,参加过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1936年),担任了最高水平的篮球冠亚军决赛裁判。他的工作为中国人赢得荣誉,要知道,那时中国被人家看不起,被称作“东亚病夫”。可以说,舒鸿老师为中国争得了一块无形的金牌。有这样的老师,浙大篮球队特别棒,名气很大,在西南一次公开赛中所向披靡,最后打败高大强壮的宪兵第九团代表队夺得冠军。我进校的前一年,美国轰炸机大队的飞行员非要与浙大篮球队赛一场不可。浙大篮球队能攻善守,快速穿插打败了来自篮球王国、身手不凡的美国飞行员。大家开心得很。我们工学院的篮球队很利害,打遍浙大无敌手。我在江西省立一中是篮球队长,进了工学院篮球队如鱼得水,体育锻炼使我身体结实,精力充沛,学习成绩不断进步。

    1944年年底,日寇窜犯黔南,一时间空气紧张。浙大师生积极参与劳军。我们排列在公路两旁唱歌喊口号,递水送毛巾,送一队队抗日官兵上前线,气氛悲壮。我热血沸腾,恨不得跟军队一起上战场打仗。此时的日寇已是秋后的蚂蚱,作垂死挣扎而已。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1946年6月浙大复员回浙江。我激动的心情如杜甫的诗句:“漫卷诗书喜欲狂”!浙大师生从遵义出发,一路上坐汽车,坐船,坐火车,“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直奔杭州,回到阔别八年之久的杭州浙大老校园。

    1948年,我大学毕业了。虽然学校不分配工作,但浙大名气很大,我们毕业之前,校园里贴满用人广告。四面八方都到浙大来要人,台湾省一个城建局就到土木系要七个人毕业生。当时正在内战,经济萧条,然而,浙大的毕业生没有找不到工作的。那时,我姐姐姐夫已调到杭州,生活上给我很大帮助,加上杭州这个城市风景秀丽,颇有温文尔雅的气质,我便选择留在杭州,进了浙江省的交通部门工作,并在杭州成了家。 杭州解放了。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1950年我的大女儿出生了。那时,国家百废待兴,我的工作出差是家常便饭。我妻子是知识女性,为了我工作不分心,也为了养育孩子,她辞去会计工作,在家操劳家务,同时,热心参与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居民工作。 说到居民工作,不能不提我姐姐。我姐今年99岁了。解放后,她思想不断进步,积极参加社会工作,担任了小营巷居民区的卫生主任。她工作非常认真,小营巷的卫生工作搞得很好。1958年1月5日毛主席来小营巷检查卫生,同我姐姐亲切握手,大幅照片登在报纸上。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光荣。

    尽管有此荣幸,文革中,我姐姐还是逃脱不了挨批判。我也在劫难逃。竟有这样的荒唐逻辑:篮球队是三青团领导的,你是篮球队队长,所以你是三青团骨干分子。更惨的是,海外关系的帽子压得我们全家人喘不过气来。 我弟弟在1947年考上安徽大学化工系。那时,我二哥在南京某部当军需官,弟弟读书要靠他供养。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把弟弟转到南京政治学院财经系就读。因为那个学校不收学费。后来,南京政治学院迁往台湾,学生跟着学校走,我弟弟,我二哥先后去了台湾。 我的大女儿聪慧懂事,读书成绩很好,小学毕业后考入重点中学。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毕业前,班主任来家访说,你女儿不能在我们学校读高中,因为她的二伯、叔叔在台湾,学习成绩再好也没有用。我明白,这所学校不要,其它学校也不会要的。我内心非常痛苦。

    没多久学校停了课。全国“停课闹革命”,更使我目瞪口呆!青年人的时间是不能耽误的呀,浙大师生历经千难万险西迁,就是为了不停课,为抗日救亡培养人才,和平年代怎么能停课呢?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年轻时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品格磨练,会影响他的一生。我在浙江大学,无论在遵义,还是后来回到杭州,不仅学文化长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人的道理。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都能受高等教育。可是,文化大革命砸烂了我的希望。

    1969年,“老三届”学生一锅端,上山下乡了。 大女儿报名到农村插队落户。社会的歧视抹去了她的笑容。她沉默寡言,埋头劳动,连过年都不回家。她天天在田里劳动,比农村姑娘还泼辣能干,还肯吃苦。孩子的朴实诚恳深深感动了生产队的乡亲们。1971年公社有一个浙江大学半导体系工农兵学员的名额,乡亲们一致推荐她。大队、公社、县一级一级通过了。万万想不到招生人员说,我们不要家庭有海外关系的人。 我心目中神圣的、亲爱的母校,此时此刻,居然连最起码的“有教无类”都做不到,将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拒之门外,这实在是太不公平太残酷了。女儿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二伯、叔叔怎么个模样都不知道,再说,我二哥当年是抗日军人,我弟弟是学生,他们背井离乡去台湾实属无奈。我与他们早就断了音信。女儿是多么要求进步,多么渴望读书啊!我无法想象那些以泪洗面日子女儿是怎样熬过来的!我忧心如焚!遵义读书的日日夜夜是那么可亲,又是那么遥远……

    有人问我,你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学习优秀,你有什么法宝? 如果说有什么法宝的话,那就是我吃过遵义的米,喝过湄江的水;受艰苦卓绝的浙大西迁精神薰陶。 浙大流亡西迁之路与红军长征的上半段相似。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在疾病的折磨中,在极度的贫困中,师生背着扛着图书仪器行李铺盖西行五千余里,依然坚持上课,坚持科学研究。 一次,空袭警报响了。老百姓四散逃命。

    学生问,“还上课吗”?

    章用老师镇静地说,“上”。

    “黑板挂在哪”?

    “挂在我的胸前!”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慨!决不亚于战场上冲锋陷阵!

    章用老师乃章士钊先生的儿子,1938年德国留学归来被浙大聘为教授。西迁中,未曾干过体力活、文弱的他挑着行李担与学生一起步行了四十多天,病死在西迁路上。 竺可桢校长的夫人,还有许多老师和学生或生病、或被炸,永远倒在了西迁的路上……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胜枚举。

    我深知,国家惨遭日寇蹂躏,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落后,军队装备极差,有的士兵连枪都没有。下雨天士兵们有的戴斗笠、有的撑雨伞、有的披蓑衣,西方国家笑中国军队象一群叫花子。抗战初期,很多士兵没见过坦克、装甲车,呐喊着冲上去倒在日寇的炮火中、车轮下。中国军队是用血肉之躯,用不屈的民族精神抵挡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盗。浙大师生不畏艰险西迁,教书也罢读书也罢,为的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为的是救亡救国。

    孩子啊,没有理由不珍惜时间、不好好读书! 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位刚进校门的女生受不了军训的苦,硬要退学。还有一个学生,进了大学因六人同住一室且没有空调,无法适应而跳了楼…… 多么让人痛惜啊,孩子!古人说得好:“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所以,“积财千万,无过读书”。别忘了,我们的大学曾在千山万水的路上,曾在敌人炮弹的轰炸声中,曾在破庙山洞里。多少老师和学生用鲜血和生命燃烧着教育、科学的火种。
我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还有浙大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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