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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老浙大的的回忆

2012-04-14 10:42:09  作者:徐彬   

    我家连我三代人均和老浙大有缘。祖父自求是书院(浙大的前身)起到四十年代一直是浙大校工,抗战时曾经带领全家随学校西迁贵州。家父在贵州遵义时进浙大酒精厂当练习生,后自学英法文而被史地系给系主任顾国宜先生赏识要去做英文助理,抗战胜利后转去学校图书馆做管理员,52年院系调整时分到浙江农业大学图书馆,负责西文编目。我的两个叔叔,一个在解放前读浙大附中,期间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另一个是1938年出生在浙大流亡到江西泰的路上,虽然未在浙大读书,但到退休前已是浙大获国务院津贴的教授。我本人从1953年出生到1970年下乡一直住在老浙大宿舍,后来也成为浙大校友,成全了一家三代浙大人的佳话。

    我祖父母和父亲一家人原住在杭州庆春街老浙大龙泉馆,1950年左右搬到龙泉东村。龙泉东村和龙泉馆均是浙大为纪念抗战时西迁所到过的地方-龙泉-为学校教职工宿舍所取的名字。我家的在龙泉东村的住房原是是著名浙大教授束星北先生(爱因斯坦学生,物理学权威)所住的一个大院的一部分,当时束教授因家中子女陆续长大离开而让出其中三间给我家住。我奶奶在我小时候经常和我们说起那时候束教授抓狐狸的趣闻,说当时我们住房的天花板上面经常有一只狐狸跑来跑去,吵得大家晚上不得安宁,结果束教授设计做了一个类似我们今天捉老鼠的大铁笼子,用鸡肉做诱饵,一天晚上果真捉住了狐狸,第二天一早,大声叫我奶奶,“徐老太太,快来帮忙”,结果两人合力将狐狸给弄死了。52年左右,束教授因为被山东大学所聘离开了浙大,龙泉东村也因为院系调整而成为农大宿舍。

    龙泉东村在浙大成立前应是清朝时期官方的银元局的一部分,我们宿舍西头自来水龙头旁地上躺着两块用巨大的青石做成的大门,上有银元局的字样,即是证据。我们的住房地板均高于地面,下面均有半米多高的空间隔层,屋子前后有多处通风口。据老人说我们的房子当年是存放银元的库房,为保持房间通风防潮而设计的隔层。侵华日军占杭州期间,该房子因其防潮功能而被日军用作军火库,比我们大的石家小孩还曾经在隔层中找到过日本指挥刀,放在厨房作劈材用,我们经常拿来玩“打仗游戏”。小时候每到夏天坐在隔层的通风洞口前,便可感受到凉风习习、远比今日空调舒服。因为整个宿舍是口字型,中间有大片空地,各家便纷纷在空地上划分“势力范围”,各自种瓜果蔬菜,一到周末,包括那些讲师教授在内的大人们就在自己家的菜地上“劳作”,好一片“田野风光”,真有“农大”宿舍的“特色”。

    出了龙泉东村大门,左手边的前方二十米处有一颗大树,就是每个老浙大待过的人都知道的那棵千年银杏树,按年轮算可追溯到宋代,有大人称它为“神树”,我们小孩就称它“大树”。树的根部已有一大空洞,但树长得仍然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底部的直径大到数人连手环抱犹不能及。“文革”后该树被列入杭州市古树保护之列,总算躲过城市现代化过程中被人砍掉。古树旁解放前还有一个叫“报国寺”的旧建筑,老浙大曾经用于做存储粮食的仓库。据我叔叔回忆,该建筑物因年久失修里面都是麻雀做窝,每当有人进去,麻雀就成群结队、狂飞乱舞,但到我出生时该建筑已不复存在。大树的前面有条小路,出去便是环城东路。

    龙泉东村右边是龙泉馆,过了龙泉馆便是东库和西库,边上的围墙特别高,之所以叫“东库”、“西库”,我想也是因为过去这里曾经是银元局有关。西库过去就是老浙大的医学院和田径场。老浙大的田径场每年一到春季就有附近各单位会纷纷借此地开运动会,那时候就处处可见彩旗飞舞,听喇叭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西库对面是原来浙大的学生大食堂,我父母亲1950年结婚时就是借学生食堂办的酒席。出龙泉东村北行几步路是便是忠斋、爱斋、仁斋、德斋,当年都是老浙大按“仁、义、道、德、忠、爱”取名的学校宿舍,52年院系调整后分别成为浙江医科大学宿舍、浙江化工研究所等单位的宿舍。我小时候的朋友大多住在那一片。忠斋的西面是老浙大的篮球场,因为几个篮球场连在一起,我们也叫“操场”,小时候经常在那里玩耍,忘了回家。操场的右手有围墙,围墙里面是当年工学院的一排排宿舍楼和教学楼,里面的航空系旁据说还曾经停有一架飞机。52年后那一片已被省卫校、卫生干校所有。

    说到求是桥,就想到求是湖,那湖畔的栏杆、铁索及一杆杆铁铸的精致路灯所形成的漂亮的组合至今在我脑海里还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听我爷爷说求是湖在清朝时是一条河,和新开河、横河一起构成护卫银元局的天然障碍,传说河中养有能吃人的巨龟,故无人敢下河捕鱼、游泳。我小时候常弄不明白为什么附近的城河里有那么多人游泳,而求是湖却鲜有人下水;还有求是湖里的鱼为何特别多、特别大,每年夏天气压高时,大片鱼群在湖中浮出水面,形成黑压压的一片,很少有人去抓,可能都与这个传说有关。

    说到求是湖又联想到湖旁的中山。中山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土山,在原浙大工学院的后面,山的中段有一条数米宽的斜坡路是我们小时候打土仗的好地方。土山的黄泥土十分好捏,打到身上也不太痛。孩子们往往分山上驻守、山下进攻两方,互相打得不亦乐乎。我经常是扮演往上攻的“敢死队员”,自然少不了“吃土弹”。山上还长有不少野菜,如圆径细细的土葱(可炒蛋吃,很香)、绿绿的青艾(清明做青团吃)、马兰头、荠菜等,小时候经常在土山采集。听大人说过当年于子三烈士的衣冠冢就在土山附近的哪块地方,但我始终不知具体在何处。

    老浙大的西面通向大学路原有两个门,一个是原来的学校的正门,在阳明馆和老浙大女生宿舍的左侧,我小时候那个门已被封住,里面属于省卫生试验院。听我小叔说,1948年浙大学生搞学运时,他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装甲车曾经开到这里,和大批女学生对持到天亮。另一个大门靠近图书馆,出门对面当时是杭州五一绸厂,大门内的右侧是动物研究所,养了很多狗,人未接近狗便狂叫,是老浙大内我们这些小孩最不敢“光临”的地方。

    西门的左侧即是老浙大的图书馆,52年后后改为浙江省图书馆。老浙大图书馆是一座数层楼高的漂亮花岗岩建筑物,其宏伟程度在当年国内各高校实属罕见,不愧为是见证老浙大当年辉煌的标志。省图书馆是我的启蒙之地,小时候我每天从大学路叶家弄的建国二小(原来的浙大附小)回家,必先到图书馆看两小时的小说书,常常可一口气看完一本长篇;读杭七中时,阅读的范围更扩大到文史哲;文革初期,我才十三四岁,人家在“停课搞革命”,我因父亲57年即被打成“右派”,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只能整天泡在图书馆去看书,由此也养成喜欢阅读的好习惯,这也是我这个因文革而只读了一年初中的“右派子弟”后来能够考上大学(还当了大学老师)的原因。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老浙大图书馆就没有我的今天。

    老浙大的北门开在庆春街上,铁门的上方有“国立浙江大学”的字样,大门两侧一边是邮局,一边是银行储蓄所。北大门上挂的招牌我小时候时侯已变成浙江省中医学院,浙江中医研究所、浙江卫生实验院等。进大门后左边是阳明馆(也叫“绿房子”),右边是传达室和理发室,阳明馆的正面是广场,过了广场,快到求是桥的左右两边的西式楼房是那时是省中医学院门诊部和教学楼所在地。52年后以求是桥为界,求是桥以北这一片老浙大土地分别为省卫校、省卫生干校、省防疫站、省动物实验所、杭州医疗器械厂(后改为西冷冰箱厂)所瓜分;而从求是桥到庆春街之间的校区则为省中医学院、省中医研究所、省卫生实验院、省寄生虫研究所所有。儿时过了求是桥已不是我们的“地盘”,那里的细节描述就无法那么详细了。

    自1970年6月6日我刚满十七岁时离开老浙大去浙江建设兵团劳动,至今已经四十年有余。四十年间世事沧海巨变,我也从当年的少年到今日六十虚岁的“老年人”,期间个人分别做过工、农、兵(建设兵团)、学、商的不同工作,最后浪迹天涯到了大洋彼岸,但是始终难以忘怀还是老浙大那片土地。

    经过近二十多年杭州城市现代化的过程,特别是庆春街和大学路这两条街的重新拆建,原老浙大校区如今已面目全非,淹没在一片片高楼大厦之间,唯有那棵千年古树依然昂首挺在那里,孤独地守护着老浙大的当年的“故土”,见证着老浙大的历史的沧桑,也给所有思念老浙大的人保留了那份念想。我之所以写下此文也是藉此表达我对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几代长辈先人的怀念之情以及对老浙大这一片哺育我成长的土地的感恩之心。

    注:作者系浙江大学温哥华校友会前任会长(2002年至2012年)

世界华人周刊
1999年离开西溪后,就不停的在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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