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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浙大若干知名教授学者文革逆境散记(周亚平)

 

   老浙大若干知名教授学者

    “文革”逆境散记

 

     周亚平
70  物理)


19665月,全国各大报刊掀起狠批所谓“三家村’’黑帮的狂风巨浪。“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向平静的大学校园也开始涌起了阵阵波浪。估计是在上级的布置下,大礼堂内横空拉起了一根根绳子,挂贴起了师生们书写的“狠揭狠批三家村”的大字报。

    6月初,全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出了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也可以说是宣告“文化大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的一声信号枪。接着,“四大”和“扫四旧”运动席卷全国各地,标志着这一场政治运动的进一步升级。6月下旬,各大报纸公布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不再举行和学校停课闹革命的消息,于是,像我这样仅为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学生被不自觉地卷入到这场政治运动的漩涡中去。自此,像母校这样偌大的一所学校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如今回顾起来,文革10年,无论是批斗抄家,还是“文攻武卫”,作为一名学生只能在这场政治风浪中被冲卷着无奈地前行,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从未对别人动过半根指头,也从未得过一厘不义之财。然而,有一件事直到现在我还深感内疚和惭愧。那是196656月间的一天下午,在物理系的某几位“革命教师”的授意和我们一二年级几位“革命学生”的鼓动下,去抄了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朱福忻教授的家。朱福忻先生当时60左右年纪,宽额善目,慈祥和蔼,戴着一副银框眼镜,俨然一位学者模样。朱先生1948年留美归国后就担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之江大学文理学院数理系主任。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曾是朱先生的助教,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曾是朱先生的学生,朱先生还与王淦昌教授合作讲授过近代物理学课程。对于这样一位硕果累累、桃李满园的我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我一向是很尊敬的;况且在我们一年级刚入学时,朱先生还来学生寝室看望过我们。要我与这些“革命同学”一起去抄朱先生的家我实在难以接受,但当时我敢不去吗  (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不甚佳,后来连“红卫兵”也加入不进去) ? 我跟着大家到朱先生的家后,“革命学生”头目喝令朱先生和朱师母待在客厅不准自行走动,然后他们便从书房到卧室,一间间翻箱倒柜进行搜寻所谓“三反证据”及“封资修”书籍等物。我不愿自己直接动手去干这等劣事,便跟在“革命学生”后面捧拿他们认为需要取走的“三反资证”和“黑书”  (有的甚至是私人笔记之类)。一个“革命学生”从朱先生卧室的一个抽斗里拿出了几百元现钞,便责问朱先生“为什么不去存入银行?”朱先生缓声回答:“我们俩都已年届花甲,行动不便,因此家里多放了些现金,并无其它意思。”……就这样折腾了个把小时,实在抄不到多少朱先生的“三反罪证”,于是拿了些所谓“黑书”与若干本笔记 (可能还有所谓“封资修”的几件西服吧) 撤走了。临走时还恶声恶气地对朱先生说:“我们以后会随时再来。你们离开杭州必须向系里报告!”之后,我们又随着“革命学生”头目去抄了一位“反动学生”吴某的寝室和课桌,抄获了一些他的个人信件。这位吴姓“反动学生”的信件中主要是他和乃父讨论相对论的内容,其间稍有几句埋怨当时政治运动过多、学习欠重视的话语。当然,在我们抄朱先生的家及吴姓同学的私人物件的同时,在物理系其他“革命师生”头目的策划和带领下,其他各年级的学生同时去抄了另外数位教授和讲师的家,具体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如今我也已届花甲之年,回想这六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明显的“违法行为”也就是此次跟随着去抄朱先生的家和吴姓同学的私人物件了。尽管我只是“胁从”,况且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只能“眼见众皆醉,何自独为醒”地随波逐流,对抄家的反感和对朱先生的同情也只能隐藏于心中而已,否则自己瞬刻之间也就会成为“批斗”的对象了。好在朱先生实在是一位极其清白的学者,所以尽管被抄了家,但此后无数次的批斗会中,基本上他无需上台被批斗,而是在台下接受批斗,这种“待遇”在那时的教授中算是还可以的了。至于那位吴姓的学生,虽曾多次被揪上台去批斗,但听说文革中仍被分配了工作,这在当时来说也算万幸了。朱先生和吴同学的境遇还过得去,于我这个曾“违法伤害”过他们的人心中也得到了些许宽慰。解放前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后留校任教的讲师田志伟、洪士棴、梁仙翠等先生,在“文革”中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洪士棴先生由于是右派,每次批斗会总被揪上台去,颈上挂着一块写有打着×的名字的黑板,乘着“喷气式”(双手反剪的一种体罚姿式)接受批斗,吃尽了苦头。田志伟先生在文革前出版的《物理学的未知世界》一书,当时曾畅销全国,我在中学时就曾阅读过。当他被揪上台接受批斗时,我总在默默地想:宣传科学知识又何罪之有? 然而此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疯狂时期啊! 这几位讲师在“文革”后首批高校教师晋升职称时均同时晋升为教授或副教授了。


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来说,对校、系的教授情况不仅不太了解,甚至还有一定的神秘感。然而“四大”所带来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但揭出了教授们的“老底”,而且无限上纲上线,几至充满了人身攻击,按现时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无以理喻”。也正因为这些大字报,反过来也使我们这些一年级学生多少知晓了这些教授们的不寻常的人生轨迹与不平凡的事业勋绩 (当时则称之为“罪状”、“罪行”)


“文革”前,著名数学家陈建功教授每周两次来校为他的研究生授课。陈建功面容清癯瘦削,但充满智慧的目光炯炯有神,入木三分,似乎不仅能把数学也能把世界看透。由于陈先生患气管炎,所以临近冬天他在脖子上就早早围起了一个白色的围巾。陈先生温文尔雅,走起路来步履缓慢而沉稳。陈先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数学家之一。陈先生年轻时曾三次东渡日本求学,1929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理学博士的消息曾轰动日本,日本报刊以及当时世界主要报刊都在头版刊登这一热门消息。陈先生也是日本的第一个中国理学博士。陈先生的《三角级数论》一书首创了许多数学用语和译语,一直被沿用着,并成为国内外重要参考书。陈先生还是一位爱国者,他谢绝日本诸多大学的聘请挽留,毅然回到当时还十分贫穷落后的祖国,并于1929年起担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

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文革”一开始,木秀于林,首当其冲。陈先生被“造反学生”拖到脚踏的三轮垃圾车上,敲打着“造反有理”的锣鼓,示众游街于校园不够,还游遍杭城的主要街道,令人惨不忍睹。同时,左臂缠上写有“牛鬼蛇神”的白布条 (有的系则将这种白布条别于胸前) 进出校门,这让年过七旬的陈先生心力憔悴,倍受煎熬。在这样的非人待遇的折磨下,陈先生终于病倒了,且一病不起。1971年春天,陈先生病重,虽被“解放”,但头上仍有一顶“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政治帽子,所以不能送浙江医院(高干医院)诊治。陈先生起先被送浙医一院,因其时该医院被“造反派”控制,“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仍然不能住,最后被迫送浙江中医院。由于病人多及医院管理混乱,陈先生开始被安排住在病房过道上,后来才被安排住进患有各种疾病的8个病人的病房里,加上陪床和探视的人,小小的病房里拥挤不堪。对于这位已78岁高龄的国内外著名的数学家竟然在这样混浊不堪的病房里挂点滴治疗的凄惨景象,浙江籍女作家陈学昭在其《浮沉杂忆》一书中有着真实而令人心酸的文字描述。一代著名数学家陈建功教授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医疗环境下住院7天后悲凉离世的。离世前3天,陈先生对前去看望的一位干部 (由于避嫌当时已很少有人去探望)说:我信仰共产主义,我热爱科学。科学能战胜贫困,真理能战胜邪恶,中华民族一定能昌盛。这位老科学家临终前的心声和宣言,今天读起来仍令人感到荡气回肠,心灵深受震憾!

据说浙江大学数学系女教授徐瑞云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女数学教授。徐先生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后留校任教,次年留学德国;1941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浙江大学教授。听说徐先生在德国留学时专注于数学研究到了“极端”的程度,为此既成事实竟做了绝育手术(后来的女儿是养女),可见徐先生热爱数学几至“忘我”的境界。平时的徐先生齐耳短发,面容端庄,架着一副度数不浅的近视眼镜,常日走起路来总是急匆匆的,好像有做不完的数学工作在等待着她。徐先生待人接物也很好,乐于舍己助人,1956年评定工资职级时,学校初定其为二级教授,但考虑到别人,徐先生主动提出把自己的职级从二级降到三级教授,徐先生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文革”初起,徐先生便受到很大冲击,不仅被挂过牌 (脖子上挂一块上书打着×的名字的黑板或木板),示过众和游过街,还屡屡被揪上台去批斗。左臂上缠着“牛鬼蛇神”标志的白布条,成天被罚在教学大楼里打扫厕所或在校园中拔草打扫卫生。就在工宣队进校和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数月后的19691月下旬的某天上午,似乎那天还下着雪,我照例到教学大楼去参加一个批斗会时,一位同学面无表情地对我说:“数学系的徐瑞云自杀了!”之后,我听到更多的消息是:徐先生在解放前曾参加过一个由蒋经国主持召开的有知名人士、教授、学者等各界名流出席的会议,这次来势汹汹的清理阶级队伍怕是“说不清”,难于“过关”以致受到更大的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所以在巨大的政治恐惧心理状态下于“隔离室”中自尽了啊!,一代女数学家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热爱至极的数学,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当时,我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能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次偶然在上海电台的科学广播节目中,我听到了介绍女数学家徐瑞云教授的故事 (当时国内唯一的女数学教授之说就是在那次广播中听到的),可谓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了,从而也可告慰徐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至于徐先生认为,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知识,要培养学生成为“木材”,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器具物品,而不是“凳子”、“椅子”之类的成品,这种高等教育理念至今还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


白正国教授是当年老浙大射影几何派的重要成员,在微分几何研究领域里作出过重要贡献。老浙大电机系毕业的王斯雷教授在调和分析研究领域里也是成果卓著。他们在“文革”一开始便首当其冲,被批判是“白专典型”  (王斯雷教授一度还曾被指斥为“特务嫌疑分子”),左臂戴着书有“牛鬼蛇神”的白布条,每天一早在教学楼前排列“集体请罪”,之后至各自的“改造岗位”或扫厕、或拖地、或除草。这两位教授深知“胳膊扭不过大腿”的道理,所以平时一言不发,任凭“造反派”摆布。这也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唯一能保护自已的途径了!


在遍布校园的大字报中,有两位受到点名批判的学者教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位是郑晓沧教授,海宁盐官镇人,早年留学美国获教育学硕士学位,解放前曾任浙江大学代理校长和师范学院院长,大字报批判他是资产阶级教育的吹鼓手和推行者。另一位就是女作家陈学昭,也是海宁盐官镇人,早年留学法国并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去延安,解放后曾任浙江大学党总支书记兼中文系教授,此时在校图书馆工作。大字报指斥陈学昭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是一株大毒草,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进党内的典型和写照,作者则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大右派。这两位学者不仅是我的盐官同乡,而且如今均在本校工作。

1966910月间的一天,我在校内图书馆前的草坪上,见到了中文系许多知名度颇

高的教授,胸前挂着写有本人姓名并被打着“×”的牌子,战战兢兢低头站在那里“示众”和“集体认罪”。其中有二位比较引人注目:一位是鼎鼎大名的“丁陈反党集团大右派”陈企霞,他挺直身子倔强地站着,并未把头低下去(后来听中文系同学讲,红卫兵无法将他的头按下去,陈企霞的理由是“中国人是不能随便低头的”;红卫兵指斥他向后梳的头发是“封建遗老”,他反驳说“中央领导人的头发不也是向后梳的吗”,于是招来了更加狂暴的一顿毒打)。另一位就是女作家陈学昭,她枯站着,垂着头,身躯有点歪斜,脸上却隐含着一种不屑、鄙夷的神色。呵! 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的作者,和我是盐官同乡的作家,今天竟然被屈辱地勒令站在这里示众!  我的心不由得被抽动了! 陈学昭高挑的个子,面目清秀,慈祥和蔼,一副知识女性的模样。她的齐颈短发巳掺杂着若干银丝,神色显得有些苍老、憔悴。之后,只见陈学昭随着这个所谓“黑帮”队伍踽踽而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走起路来一颠一晃。呵! 想不到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同乡作家,竟是在这样令人悲愤交加的一种氛围里,不由得催人泪下! 然而在当时这样的政治环境条件下,你又能怎样呢? 我唯有从心底里默默祈祷作家能平安度过这场劫难,将来得以重返文坛!

    196756月间的一天,我去校针灸室治疗。坐下进针不久,只见曾留学美国的教务处长和陈学昭一前一后进来了,坐在离我不远处的两张藤椅里。陈学昭拉开了自己的衣领,让医生给她的肩膀进行针灸。教务处长问她是怎么得的病,陈学昭告诉他,那是在延安时,一次去中央大礼堂听中央首长的报告,由于卡车上人多加上路况不好,发生翻车事故致使肩膀受伤引起的。两人热切地交谈起了当年在延安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尽管他们两人现在都是受到巨大政治冲击的所谓“黑线人物”,被屈辱地“示众”和“乘飞机式 (双臂被反剪的一种侮辱性行为)”地批斗过,但当他们回忆起当年在延安的火红年华和战斗岁月时,仍然万分激动和兴奋,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的延安,人也显得年轻和精神了许多。陈学昭还谈到了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形,情绪热烈而激昂,她说对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言语举动至今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日一样。她说当年在延安时,她曾碰到了一些挫折,闹过一些情绪,周总理和邓大姐与她谈过几次话,给她以极大的启发和帮助。……那天很凑巧,除了一位针灸医生外,针灸室内只有我们三位就诊人员。尽管他们交谈的声音很小,因离得近,我还是能听得见。我发现陈学昭的短发中又增添了不少银丝,额角和眉梢上也多了些许皱纹;但脸孔依然是慈祥、和蔼的,目光中透露着知识女性特有的灵气。当时,学校中的“文革”处于一种短暂的无政府状态,由此才造成了这样少有的安宁和平静。此刻,我真想走上前去对作家说,我是您的盐官同乡,并且还是您的忠实读者,我很想看到《工作着是美丽的》的续集……。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气侯,加之我生性的不敢“逆潮流”,我终于没有这样做,从而失去了一次和作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单独交谈的可贵机会。


对于一所“文革”之初就已有近70年历史的名牌老校,由于教育、文化和历史的三重积淀,所以汇聚了一大批知名的教授、学者,也可以说是“星光灿烂”。那个时期,只要你穿过校园,总可以见到一些左臂或左胸缀着书有“牛鬼蛇神”白布条的师长,低首含目,或在扫厕拖地,或在拔草扫园。面对此情此景,不由你不泛起阵阵悲凉苍茫之感……傍晚,我在校园里漫步,眼望高耸的图书馆大楼和环绕四周的教学楼,整个校园犹如一艘庞大的巨轮,然而何日它才能载着我们数千莘莘学子重新驶向知识的大海扬帆远航呢?……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历史终于翻过了极其沉重的一页。尽管40年过去了,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亲历亲见的“文革”情景一直深掩在我的脑海中,我以拙笔写下上述这段尘封的记忆,藉以表达对这些曾对母校的发展作出过历史性贡献的老浙大师长们的深深怀念之情!



http://www.jaaslib.ac.cn:88/qiushinet/1-professors.htm



杜甫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没人说这不是好诗。但是杜甫也写过大白话:林热鸟开口,水浑鱼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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