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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80后校友体悟校训:“‘求是’二字是我一生财富”

新华网杭州9月2日电(记者余靖静)“求是”,浙江大学校训,确立于70多年前。如今的意义何在?

  “工作之后,我对‘求是’二字的理解越来越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校训是母校给予学生个体的最大财富,唯有不忘感怀之。”倾听浙江大学“80后”校友们对校训“求是”的理解,解读校训历久弥新的“魔力”。

   求真知、求真理

  “对‘求是’校训最浅层的理解是较真、严谨、说真话。”高中毕业保送入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混合班的方毅,如今是一家互联网企业负责人,直至今天,他和“浙大系”的小伙伴们还保留着“来,我们‘求是’一把”的探讨默契,“唯真、唯实,发现自己错了也坦然承认。”在他看来,这两个字是一种心理支撑,面临选择时仿佛能暗示自己,怎样做才是对的。

  毕业后“跨界”在杭州创立一家教育机构的戴立说,“求是”对人的“拷问”无所不在——在校时,做实验会不会伪造数据?工作后,客户需求是想象出来还是实打实调研出来的?上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对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会不会罔顾实情,仅以立场决定观点?

  中文系毕业生张一帆则认为,对母校校训最好的解释,在国学大师马一浮受老校长竺可桢之邀、为浙大撰写的校歌歌词中。“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无曰已是,无曰遂真”。求真知、求真理,而在追寻的过程中,不要轻言自己已穷尽真理。

  “一个人接受系统教育的起点是在学校,好的校训如同‘开蒙’,会影响人一辈子。”现任高校教师的张一帆说,竺可桢曾说,“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没有独立研究的氛围,自由讨论的刺激,真理何由得明?身为传道授业者,讲授的知识有“半衰期”,而教会学生独立思考与判断方法,方为大道。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浙江大学与“求是”二字渊源颇深,其前身即名“求是书院”。自1897年创建时起,即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全浙江大学,时任校长的竺可桢率全校师生西迁,一路烽火连天,颠沛流离。1938年11月行至广西宜山时,竺可桢校长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

  回看70多年前“求是”校训产生的历史环境,同为“80后”的杭州浙大校友会秘书长刘建斌认为,“求是”校训提出之时,正值国家民族危难之时,也是浙大西迁过程中最艰难的时刻。竺可桢老校长于当时提“求是”,不仅是为了坚持治学,更是以先贤的遇险不畏、艰苦卓绝以及公忠体国精神激励大家。

   “知行合一”

  在浙大“80后”校友看来,“求是”不仅仅是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更是涉及理想、责任和立身处世的价值观。

  1936年9月,竺可桢在与新生的谈话会上这样问学生:“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校训和‘两问’是互相印证的。”刘建斌说,竺可桢老校长倡导“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说的是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反观当下,人们往往只关注“什么是对我有利的”。如何知行合一?浙大学子当思之。

  “这‘两问’,竺校长是给出过他自己的答案的:‘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他希望大学生能成为一个地方的楷模,成为一般人士的表率,能做到不仅‘谋食’,而且‘谋道’。”忻皓说。

  忻皓1999年就读浙江大学始即关注环保,获得过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如今他担任秘书长的“绿色浙江”已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其特点是突发环境事件后,第一时间给出建设性的专业建议。

  “身为浙大人,终身‘求是’魂。”忻皓说,“我对‘求是’的理解是‘行知合一’,‘行’在‘知’前。”
1999年离开西溪后,就不停的在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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