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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洋案代理律师“中国绅士”陈有西 :我不会轻易牺牲自己

2016-05-18 时代人物研究院


作为卓有声望的律师,陈有西几乎没有缺席近年来中国的所有敏感大案。其中包括轰动一时的李庄案、夏俊峰案等轰动全国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些列敏感性大案。他以勘量边界、把握尺度、判断趋势、平衡理想与现实的独特智慧,体现了中国律师的良知与操守,捍卫和推进着中国法治进程,并成为中国三十年法制进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符号。

5月13日,京衡律师事务所陈有西等5名律师接受了雷洋家属的授权委托,成为雷洋案件的诉讼代理律师,对雷洋家属进行法律援助,处理系列法律事务。

陈有西又一次挺身而出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视频剪辑:陈钰斯
轮值主编:柴广翰
文章首发:时代人物杂志2014年五月刊

陈有西
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曾在浙江省公安厅、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后辞职成为专职律师。业务范围涉及刑事辩护、公司法律风险防范和公司并购、建筑房地产、国际贸易、知识产权、香港上市、重大行政诉讼和集团评讼。

2014年获《时代人物》“中国绅士”,《中国律师》杂志年度新闻人物。2011年获《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50名中国年度魅力人物”。

中国绅士 陈有西

中国绅士颁奖词:作为卓有声望的律师,他几乎没有缺席近年来中国的所有敏感大案。他以勘量边界、把握尺度、判断趋势、平衡理想与现实的独特智慧,体现了中国律师的良知与操守,捍卫和推进着中国法治进程,并成为中国三十年法制进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符号。

他生猛,他在京城之外的杭州一隅却直接介入了李庄案等轰动全国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些列敏感性大案;他智慧,他总能游刃有余地拿捏尺度,理性温和而不是偏激地死磕取胜。他是陈有西。

现象陈有西
文\ 吕文棣

在中国当今的法律人中,律师陈有西已经成为了一个现象。

生于1955年的陈有西,虽然没有做过知青,但他正与被称为“知青一代”的这批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们一起,影响着中国的走向和社会性质。当然,他是以“法律人”的角色在体制外发挥着建设性的推动作用。拿陈有西自己的话来说:“30年来各种法律行业我基本上都干过了。如果从时间跨度上讲,我们这一代人恰好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法律体系逐步形成的见证人。”

他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长期工作在司法系统,善于把握中国体制内外的特性,并做出更有益于法治进程的沟通。在一系列司法纠纷中,他以理性的声音、娴熟的诉辩技巧和建设性的态度,体现着中国律师的良知与操守。从26年前浙江省政法委书记的秘书,24年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前程大好的年轻官员,到今天京衡律师集团的董事长、亿万富豪、浙江省党员律师标兵,陈有西的人生跨度之大,直接映射出了这个时代的某些体征与内涵。

有评论称陈有西为“折翼天使”,其所立足的基础是他出离体制的失意。而追溯陈有西的过往,我们发现这种所谓“折翼”其实是源自陈有西自上世纪80年代末直至1999年这十余年对体制的思索,最终对其仕途做出的自戕。

某种意义上而言,作为50年代生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陈有西给我们提供了他们那批精英中,在某一专业领域获得巨大成功又脱离于体制的失意者的典型范本。这是这个时代的玄机和宿命,也是那一代人命运的玄机与宿命。

陈有西声名鹊起于2009年的重庆“李庄案”,后又跟进“北海案”、“小河案”、“顾雏军案”、“夏俊峰案”、“王功权案”、“李某某案”等重大公共案件。不管作为辩护人,还是以公共知识分子,他屡屡发出犀利评论,短短五年,所赢得的声望堪称为中国律师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他的成名自然不是偶然,但急速成名的“不虞之誉”必定更会迎来“求全之毁”:律师界、学界、政界、媒体、民间各个阶层,皆有相当数量的人对陈有西倾注热情,除去那些“捧与杀”的两极评价,陈面对的公允之赞与理性之判仍然分外鲜明。

赞许他的人,称其身上流淌着侠义精神,是“陈家洛”、 律师圈的“盟主”;多家知名媒体将其评为年度法治人物,以褒奖“他在中国法制化进程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质疑他的人则直接称其为“投机分子”、“体制余孽”、“两头讨好”等等;当然,也有来自各方对其暧昧的审视:温和的妥协者、政治精算师。一句话,陈有西是一个毁誉激烈之人。

要厘清陈有西盛名之下饱受争议的出处,其多重身份之间的模糊界限其实早已做出简单勾勒:著名律师、法学教授、亿万富豪、模范党员……而相较于其他许多律师,陈有西的特别之处更在于,他有长达16年的体制经历,以及他并不讳言他和体制保持着某种良好关系。这种与体制的高密粘连,在这个“失却信任”的时代中,就显得格外可疑。

当然,陈面对“毁誉”所表现出的态度也并不算“高明”。面对赞许,陈欣慰乃至得意;对于批评,陈不以为然甚至反唇相讥。他的一些诸多错位的举动,也在律师圈形成激烈的口水战。

无论如何,陈有西以“外圆内方”切入中国法治进程的尺度与智慧,或许让死磕派律师看来不够体面,但却不啻是最有效的方式。作为一个在中国特殊法治生态下的普通执业律师,陈有西介入重大案件的时机、发表公共评论的犀利、批评公权力的勇气、建言政策的深刻以及其所达成的社会影响与法治贡献已不容忽视。

凡此种种,也已经让他成为了中国三十年法制进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符号。



陈有西 良知律师的边界艺术

文\ 吕文棣

他的智慧及担当或许比争议本身更具价值。而他对边界的堪量、对话语尺度的把握、对风向趋势的判断、对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事实上也是他,乃至那一代人必须掌握的智慧。这是对抗者、担当者甚或是妥协者难以剔除的局限与宿命,更是这个时代的局限与宿命。

在京衡律师集团总部见到陈有西律师是清明节前一天,那是杭州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每年此际,日均工作强度达16小时的陈有西律师也总会回到位于东海之滨的故乡宁海县南溪村祭祖。回到故乡的他,心情宁静。在南溪村旁的大梁山山腰上,为了哀悼母亲,他出资修建了“莲亭”(陈母王美莲),莲亭旁有陈有西为亡母所作的“墓志铭”篆刻。而大梁山的摩崖上,还有陈有西的书法——“吴晋江山”—— 的石刻,这是他所辑著的一本关于宁海县地方史的书名。

这些行为伴着他近年来在重大公共案件中的威名,让陈有西在南溪村乃至宁海县尊荣倍至。这份尊荣,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的恢复高考。在陈的描述中,他是“村里500多年来出的第一个大学生”,陈有西所截选的时间节点来自于宁海历史上最知名的知识分子“方孝孺”所在的明朝。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被皇帝“诛十族”的家乡人的悲剧性命运让陈有西触动极深,而对方孝孺的思考也最终成为他日后思想的渊薮与底色。

那是公元1399年的靖难之役,做为明建文帝朱允炆老师的方孝孺不肯尊篡逆者朱棣为正统皇帝,朱棣本有意招揽这位当世大儒加强自己威信,希望由他撰写新皇帝即位的诏书。但方孝孺坚决不从,甚至接过朱棣的御笔手书“燕贼篡位”。传说,被腰斩后的方孝孺,尚能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还要连书十二个半的“篡”字才断气。

在陈有西看来,方孝孺有他非常优秀的一面:文章大家,天地正气,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难抵达的舍身忘死守护道义的可贵精神,但方又着实迂腐不识时务。陈在《时代人物》记者面前不禁感慨:“这方面他不如曾国藩。毛泽东蒋介石都学曾国藩,谁学方孝孺谁死,学他不会成为大政治家。”

他继续补充:“楚湘文化里面的那种政治家的练达,这是我们非常缺的。中国人如果不走出方孝孺情结,尤其我们宁海人,那永远出不了大政治家,出不了成功人士。为了出风头,他完全可以把家里保好,你要做英雄你自己做去,不必把全家乃至朋友害死。”

这一切,让这位律师身上的故土情怀、历史抱负和知识分子气质清晰可见,也让陈作为一个律师“眷恋体制”的非典型心态暴露无疑。



书生底色

“出身赤贫”和“少年得志”是日后媒体对陈有西早年人生历史的标准描述。

陈出生在南溪村当年最穷的农户,他人生的第一个记忆镜头出现在当年村里的集体化食堂中的一个大木桶上:大木桶里没什么东西,那时的他正拿着木勺在木桶里刮啊刮,然后连木屑带石子一骨碌吃到肚中。陈对《时代人物》记者总结:“第一个记忆就是这么可怜的!”

陈有西正式上户口的名字是“陈友西”,初中时,文革开始,说不能跟西方友好,他将名字改成“陈有西”。那时的他心中感受着强烈的挫败:“暗无天日,没有出路”。

“我家10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动力,每年的工分养不活我们,我经常吃番薯、南瓜充饥,有时候连过年都吃不上大米。被凌辱、被迫害、被轻视,我唯一一条路就是自我奋斗成才,考上大学。”

高中毕业时,赶上“文革”停止高考,只能当农民,5年间,种田、挑大粪填充着那段时光。1977年恢复高考,陈有西挑灯复习,抓住机会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自此告别农民身份。

秉承江浙传统的人文之风,大学时期的陈有西选择的专业是中文系,彼时满怀文学梦想的他在4年间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他发表诗歌,满怀理想主义。他的书生气质或许成形于此,并在日后深入血脉。这种书生气质与他的“士大夫情结”,在接下来的10余年里与整个80年代的浪漫气质更达成了无缝连接,也为他于80年代末的那次失落埋下伏笔。

1982年春毕业后,陈有西成为浙江省两万七千名毕业生中遴选出的200位青年才俊之一 ——这批人中包括浙江现任省长李强——陈有西随即被体制重用。被选中之后,陈有西一个月将一本《法学概论》翻得烂熟,因为他认为从政离不开法律,法律是了解政治的工具,不了解法律当不好干部,而这便是他学习法学知识的伊始和初衷。

陈有西上大学时,浙江省各大学没有法律系,只有公安干校,唯一的杭大法律系是他上大学期间从杭大政治系分出来的。而他从政需要学习法律的认识或许来自1980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正是这两部法律的实施,改变了文革后许多像陈有西这样的首批正规大学生的命运。

他对《时代人物》记者描述:“那本《法学概论》是很粗糙的书,把宪法、行政法、民法写在一本书里面,实际上就是法学知识。准备当干部去了,当干部得懂法律。还有《领导管理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那个时候也不看什么卢梭啊、孟德斯鸠啊、黑格尔啊,很少。”



体制“出走者”

陈毕业后首先被安排回到宁海县委机关工作,接下来几乎一年被提升一级:大学毕业第二年就借调到省公安厅工作,毕业第三年回宁海县任公安局副局长,第四年升任浙江省公安厅副科长,第五年到省委机关出任中央候补委员袁芳烈机要秘书(正科级),第六年副处级秘书,高级法院的院长秘书兼办公室主任、省高级法院新闻发言人。

陈有西无疑是那个时代体制的幸运儿,但却最终成为体制的弃儿。因为草根经历与书生底色的情感基础,让他在日后能英勇介入“李庄案”“夏俊峰案”等公共案件,亦成为了他其后冲突于体制的伏笔。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场风波中,陈有西实名递呈文件给中央,这让他停止了晋升,并日渐萌生退意。陈有西对《时代人物》记者说道,他自此逐渐开始了对人生、对国家的深度思考。

而关于方孝孺的思考其实正源于1989。他在《时代人物》记者面前追思:“我就是按照方孝孺的这个路子走,走到三十几岁我就碰壁了。我夭折了我的仕途,如果不是那一年,我会撞破南墙不回头的,现在我起码是个高级法院的副院长,搞不好就是个部长。”

1999年,陈有西彻底下海,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事业越做越大,律所从3人壮大为如今的220人,开了5个分所,所接案子多为商业诉讼。2013年,律所业务首次收入达到1亿元,纳税1700万,律师平均年收入60万。一位与陈相交多年、后因观点分歧逐渐疏远的知名律师这样评论陈和体制的纠缠:“他曾是一个体制内的失败者,怀才不遇,现在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律师,一个成功精明的商人。有时候会批评这个体制,但也不会太过分,他想回体制内扮演力挽狂澜的角色。体制如果是天,他就是一个折翼的天使吧,翅膀修好了,想飞回去,人家不要他了,所以又有一些爱恨交加。”

陈有西在《时代人物》记者面前坦诚他在体制内的失意,却排斥对他“体制内失败”的评价:“我如果不是一个优秀的干部,体制内不可能跳的这么快。没有一个干部辞职像我这样辞的,我又没有犯错误。提前辞职,没有三十年工龄,国家一分钱不补贴的,我辞职,我工龄工资大概给我贴了两万多块钱,我不要。到现在,浙江高院还欠我两万多块钱。不能说优秀,但我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官。”他认为他离开体制有他自我抉择的动因,“辞职的时候家里只有两千块钱,院长副院长都来劝我,但我很笃定,我当时跟我的朋友说,就算出去扫大街也不选择留下。”



不虞之誉

与清明时节南溪村显现出的宁静相抵牾,网络舆论场上对陈有西却是冰火两重天。

年初陈在回答一媒体的访谈时这样评价一些律师,“对社会转型太慢、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抱有深深的失望,产生了急躁情绪。今日一些中国律师,有3个榜样,美国律师的政治家功能,民国时期施洋大律师的煽动家功能,台湾美丽岛律师的革命家功能,认为中国律师要有担当,就要当民众觉醒的领头羊,要当街头革命家,要当新公民运动的发起者和坚定的支持者。”

访谈发表之后,“死磕派”律师袁裕来写了一封近4000字的公开信,题为《给陈有西的公开信:有律师妄言革命吗?》,并张贴在自己的微博上,引发了两方一场乱战。袁也是浙江人,有“行政诉讼第一人”的外誉,因其公众言论向来大胆直接,熟识袁的人称其是律师界的“李逵”。在公开信中,他称陈的言论是对“死磕派”律师“恶毒的栽赃和诋毁”,还会给打压律师的人提供把柄,简单来说,就是“递刀子”。袁裕来告诉前来采访的媒体,他相信陈有西具有“主观上的恶意”。

而这种网络上的乱战攻击对陈有西来说已不是第一次。

李庄案第一季初发,陈有西在其“有西学术网”刊载了一篇题为《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的长文,驳斥了《中国青年报》对律师行业的污名化。文风极为犀利,一时风靡,李庄家属看到陈有西的文章后,决定聘请其为律师。在向上海律协的同仁们介绍李庄案前后时,他告诫同行,“面对这么重大的事情,组织、纪律观念要有,司法局管我们是对的,管我们是保护我们,有些东西不能过分孤军奋战。”

李庄案二季,陈有西更是一手组织了庭外超豪华“全明星顾问团”,引进体制的元素,扩大统一战线。

除陈本人外,顾问团还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国律师界“活着的祖宗”张思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吴革、刑辩大律师许兰亭、法学博士研究生李肖霖、刑辩界“京城四少”之一的张青松,以及魏汝久。

这让前《财经》记者、当时就已持续关注重庆的资深媒体人杨海鹏毫不吝啬地将陈有西誉为李庄案“二季”总导演。

作为“李庄案”第二季辩护律师的知名律师斯伟江曾这样评价陈有西在李庄案前后的表现:陈有西在作为李庄辩护人之前的作为,完全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在角色转换,作为辩护人之后,又将一个律师的功力、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

李庄案中,陈有西“善于把握中国体制内外的特性,做出更有益于法治进程的沟通”的技巧一度被舆论叫好肯定。他在“李庄案”中智勇兼具的表现让他成为了那一年诸多法制颁奖盛典的年度人物。



求全之毁

就在李庄案给陈带来巨大声誉后不久,舆论场赞誉陈的声音首先在一批律师中开始转向。双方矛盾的公开化始自贵州“小河案”,这桩被称为“贵州第一打黑案”的案件因审理地点位于贵阳市小河区而得名。该案疑点重重,控方又一定要办为“铁案”,全国88名律师组团受聘无偿为57名被告出庭辩护,并就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种种违法行为公开签名上书司法部长。在激烈的庭审抗辩中,曾有4位律师被逐出法庭,20多位律师多次受到审判长口头警告。“小河案”出现了不寻常的降级起诉(审理法院由贵阳市中院降级为小河区法院),许多律师因坚持程序正义而提出抗议,甚至“霸庭”拒绝庭审。

陈没有参与签名上书,而是将这些违法程序一一记录在案,接受开庭审判。最终,“小河案”仍按黑社会定性作出判决,舆论一片悲声。唯有陈有西和朱明勇辩护的黎崇刚,从第二被告五罪指控,迎来无罪判决。一种声音认为,这是由于陈没签名换来的。
陈此后在宁波PX案、北海案、夏俊峰案等更多案件中仍用一以贯之 的“温和”姿态和“独行”风格,更让一部分死磕派律师直言失望。陈选择的态度是:除了偶尔难忍怒气发表文章集中回应外,继续选择在微博高挂免战牌:“盈满则亏,树高风疾”。言辞中透漏的桀骜最终让其和一批律师之间的矛盾愈发难以调和。

有士大夫情节的陈有西,被同行质疑,对公权力态度暧昧。2006年陈有西曾被评为杭州市司法局系统优秀共产党员,2009年被评为浙江省模范党员律师。在介入李某某案件之后,陈有西在民间也迎来了巨大声讨,这次围攻的焦点,是陈为权贵说话。这让陈颇为难过,但他仍然不为所动,他对《时代人物》记者描述此案带给他的感受:“遍体鳞伤,但我通过这些事情得到了一个心灵的宁静。现在从这些大风大浪中认识我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背叛我。”

对于批评其“跪望体制”,陈仍然是表达不屑和仍然坚持他所判定的与体制沟通所基于的客观事实:“中国的现状,没有领导干预,千分之一的机会都轮不到你。像胡耀邦当时会批示冤假错案,那这样的领导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权力的干预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他仍然乐于炫耀他的体制身份,炫耀他的微博、博客从未被官方关闭。就在采访的当日,陈有西在《时代人物》记者面前展示他刚刚在浙江公检法系统的讲座结果:“所有警察及官员匿名投票,我又是第一名,这种是什么认可?”

他对《时代人物》记者强调:“律师气质中,最需要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士大夫情结。刚正、独立、饱学、坚毅、风度、负责任、历史感、民本思想、悲悯情怀、济世抱负。这些恰是重建中国律师伦理的基本性的内涵。”

争议看来无法消弭,陈有西表达着他一以贯之的观点,在他看来,真正有水平、有道义、懂政治、能跟官方直接对话的律师,现在凤毛麟角,他算其中不多的一个。

法治“粘合剂”

外人无法理解陈“左右摇摆”的行事风格,在与陈交好的宁海作家丁易看来却显得非常简单,他对《时代人物》记者说道:“陈不计名利,却太珍惜自己的荣誉,很多事情他起初不回复但又忍不住最终回复,这显得尤为‘笨拙’。陈对自己道德的要求极高,他是个很透明的人,极富家国担当,只是不够超脱。”

“陈有西本质上仍然是个书生,他的士大夫情结、体制经历与书生气质糅合在一起,让他的许多做法让人难以理解。但中国现在最缺的其实正是像陈这样的人。”陈有西的这位朋友叹了口气,但对自己的判断显得坚定无疑。

从农民到高校才子,从前浙江省政法委书记机要秘书到名震中国的大律师,与中国30年现代法治进程同时起步,陈有西在体制内,尽职服务十六年,也正是这十六年,让他有了熟谙体制的独特经历,这份经历也在愈发显现出陈有西对于中国政治的独到拿捏。恰恰是这种“行事技巧”为他带来盛名,而在众多角度的观摩之后,同样的“行事技巧”逐渐让他迎来批评乃至谩骂。

抛去网络上的争论,李庄案后,陈有西更加活跃地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发表更趋理性、深刻与犀利的评论。

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杀城管案进入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程序,陈有西伸出道义之手,为夏俊峰免费提供法律援助。他亲自调查取证,取得证据上的重大突破,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死刑复核程序制度建设。

云南李昌奎案件中,陈有西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们不仅关注李昌奎死与不死,我们更要关注的是,究竟应该要李昌奎以何种方式而死。

他认为中国现在很多被炒的很热的案子,真正对中国法制的促进或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作用。而中国一年办的案子两百多万件,许多被公众热议的案件根本不是代表性的案子。

陈有西对《时代人物》记者说:“我们应该介入呼吁的案子比如劳教,经过中国法律人的努力,劳教已经被废除了。那我的律所下一步要呼吁废除的是什么呢——是双规。我们还在做什么呼吁呢——上访的黑监狱——你们可以看到我派去的法律援助,我通过发微博,通过派两个律师到南阳把一个老太太给救出来了。我的律师还没有下飞机,人已经被放出来了。河南全省通知清理黑监狱,就是对张凤梅这个案子,就是杨金国的母亲放出来的案子。我们贴给他两三千块的差旅费,我们没有收他一分钱,我们法律援助,所里发车派出去救。我明确指出这种方法是‘劳教制度的死灰复燃,必须取消’。所以中央政法委打电话,连夜开会,第二天就宣布取消河南全省的‘非正常上访的训诫所’。这个贡献多大?所以从劳教制度、双规制度、信访黑监狱制度,我们都在介入支持和呼吁。”

陈有西曾这样阐述他心目中的律师职业:律师是法律共同体中的民权力量。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法学教授等法律共同体各类成员中,只有律师是不拿国家财政工资、不向公权力要好处、靠自己的法律服务养活自己的群体。

这种法律人是站在民权一方,同公共权力进行抗衡,制约公权、保护民权的一种力量。

在他那位于杭州市黄龙世纪广场最繁华高档的写字楼群之一的办公室里,几个小时的谈话中,陈有西律师时而让本刊记者见证他“有西学术网”在律师业内的巨大影响力,时而澄清批评者对他删除异见评论的揣测,时而炫耀他新近接到的表扬。陈有西明显没有休息好,但在极度的疲惫中他仍然会习惯性的传递出一种亲和的随意。

陈有西批评体制和官场后仍可以与之互动一起,这像极了与他傲气性格相对的另一面:待人接物的谦逊。这些与石扉客所谓陈“令人发指的勤奋”一起都构成了陈有西人格的不同部分。

媒体人郑荣昌曾向媒体回忆,郑发现很多在公众场合对陈持有批评态度的人,私下其实还是“挺尊重他的”。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个律师发言时点名激烈批评陈,但没有得到什么呼应,发言完毕也没有人鼓掌。回北京以后,郑给陈打了个电话,把这种感觉说给陈听,希望他能对那些律师友好些,团结他们,但郑感觉,陈当时的态度“好像有点不以为然”。

郑荣昌与陈历来交好,但对于陈回应批评者的方式,郑也持批评态度:“性格上的问题,可能妨碍了他成为真正的领袖人物。如果他真正想在中国做一番大事业,他应该注意团结各种不同的律师,珍惜那些人的贡献,更大度地去对待那些批判性意见,有的可以不予回应,有些可以更大气地回应。”

但陈有西对《时代人物》记者表达了他不一样的看法:“我不会做这些人的领袖,我现在的实际影响力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很多力量把我包装成领袖。但把我包装成领袖是拿我当枪使,不是真正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进程。是作为他们死磕律师挡枪子的一个盾牌、稻草人,他们去乱来,我来承担责任。”

他显得很自信:“恰恰也是我太懂政治了,我不会去做这个盟主。你要说我有政治手腕,这就是我真正的政治手腕。所以他们说我狡猾、投降派、等待被招安,我不是想被招安,我就不愿意跟死磕派他们在一起,我也不会被收买。有人收买的了我嘛,我这么多年一直很坚定。坚持我自己的观点,他能收买得了我吗?”

这一切在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谢志浩观点中得以集纳:陈有西在中国当代法政人中,起到了独特作用。他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粘合剂”作用,他是中国法治一枚独到的“粘合剂”。

谢志浩还认为,陈参与李庄案,夏俊峰案,李某某案,是有着成熟的考量的。因为,这三个案件,恰好反映中国转型时代的社会生态。而在这三个案件中,陈有西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心迹,表露无遗。

早在“2011影响中国法律界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中国律师界泰斗级人物江平给陈有西的颁奖词这样说道:他长期工作在司法系统,善于把握中国体制内外的特性,做出更有益于法治进程的沟通。在一系列司法纠纷中,他以理性的声音、娴熟的诉辩技巧和建设性的态度,体现着中国律师的良知与操守。

这种评价仍然在招致非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律师,陈有西切中时代肯綮的步伐,以从不缺席重大公共案件的力行,及其实际带来的法治贡献,让其坚持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公平正义的良知用心早已鲜明确凿。



  “绥靖比对抗更具建设性”——对话陈有西

我不会轻易牺牲自己

时代人物: 你强调律师的战场在法庭,但你也说了你在庭外会疏通很多东西,比如庭外与公检法的交换意见。

陈有西:战场在法庭,我是相对于那些到法院去闹去请愿去游行的律师的做法来讲的。律师的沟通协调递材料,就是一个法庭工作的增量。你写个意见书给法院,这就是法庭上的工作。因为我没有歪门邪道的请客送礼拉关系去影响他,我都是用我的法律分析水平、事实、证据在说话,这只是法庭战场的一个外延。你不能去送红薯,你不能在法庭外去绝食。如果这样搞的话,就成街头革命家而不是律师了。这就游离在律师法的程序之外了。如果这样去做的话,要你律师去做什么呢?普通老百姓都能做到。

时代人物:但是像斯伟江等名律师的博客上、微博上,他们的观点、情绪让人能很明显地感到他们在执业过程中的确遇到了很多障碍和困难,并没有像你说的这么轻而易举。
  
陈有西:第一,他们一直在做一些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官方已经定调的案子。直接说来,就是有“反抗公权力”意味的案子,挑来的案子大多都本身具有冲突。第二,这些案子如果是我去做,照样可以稳妥地把他们做好。我能达到目的,但我没有必要去跟人家正面交锋。交锋并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时代人物: 相对其他律师,你在跟公检法打交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手段”?
陈有西:没有,这是别人的误解。说我特别有关系,也是一种虚假宣传。某些律师那是为了夸张自己有多少风险,多少难,多少为老百姓死磕挑担子。
  
时代人物:所以许多人把你归结为“温和派律师”。
  
陈有西: 温和派是死磕派给我戴的帽子。我实际上根本就不温和,全国当时16万5千律师,谁敢到重庆去呀?还有比我更激烈的吗?
  
时代人物: 你如何看待“死磕派律师”?
  
陈有西: 我尊重各种风格的律师,包括俗称的“死磕律师”。只要心术正,真正是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蒙冤者匡扶正义,就应该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尊重。但是,不要绑架别人也按照他们的方式行事。死磕派律师是一个不准确的叫法,说成一个派,是没有代表性的。坚持法律的原则,是所有律师的天然本能。只是方式方法不同。任何一个律师,只要在处理案件,就是在对抗中寻求真相。民事的,同对方律师争;刑事的,同检察院和公安局争。对抗是必然的、每天在进行的。

有原则的律师,都会不畏风险寸步不让。但没有必要都大喊大叫搞得全国都知道。律师不是街头卖艺的,他的坚守是在法庭上,穷尽所有的法律程序手段。
 
时代人物:“死磕派律师”的行事风格让你非常不欣赏?
  
陈有西: 不单单是不欣赏的问题,他们破坏了中国律师的形象。让官方认为中国律师很坏,不可信任,不值依靠,律师全是来捣蛋的。李庄案辩护后,我在《论律师》中提出“得律师者得天下”,曾经引起了体制内的共鸣,中央常委中有四个走访律师所,各省书记省长也学习中央到律师所慰问律师,同重庆形成鲜明对照。但是死磕律师越闹越凶后,中国律师再一次被打入另册,去年被党刊极左文章列为五大社会不安定因素之首。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实中国25万律师绝大多数不是这样的,律师是为国家法制秩序建设作贡献的,跟官方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配合的,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而那几个人人不多能量很大,搞得官方以为中国律师就是这德性。
 
在这25万律师当中,我无非就是一个既在律师执业中比较成功,又在律所管理上成功的律师。有很多大律师和成功大所并不在网上多现身,网上中国律师境像是虚幻的。你看那些死磕派律师没有一个是在几百人的大律所的,也没有一个成功律所的主任。你明白吗?他们没有一个是中国律师界里的真正富豪。
  
时代人物:那你认为一个中国律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陈有西: 律师的成功标准,在动乱年代,他可以一贫如洗,成为一个大律师,像施洋,被枪毙了就是名人,就是大律师。像美丽岛,我帮助施明德辩护我就是大律师。那是在大革命时代。
 
在和平发展的年代,我说我是大律师,但是买个房子10万块钱,要去借的,这绝对是一个应该被淘汰的律师。他不可能是个名律师,不可能是个大律师,更不可能是个成功的律师。

现在的成功律师要有良好的口碑、良好的社会名望,经济上最起码能够过得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国的律师你现在生活都过不下去了,你说你是大律师,谁信你?

小河案中喊得最凶的那些人,没捐一分钱,我是捐了两万块钱,我宣传了吗?我没有用他们一分钱,没吃他们一口饭,来回交通住宿都是我自己的钱。一些人没有贴一分钱的,辩护没有一份像样的辩护词,但是喉咙比谁都响。我捐了钱,飞了五趟,法庭坐了一个多月,被告人五个罪无罪释放,但是在他们的歪嘴里,我还成了“投降派”、“勾兑派”,他们才是英雄?这叫脸皮厚、没底线!

时代人物: 你认为一个优秀的中国律师的底线是什么?
  
陈有西: 在不违背良知和原则的情况下,要学会自保,但要你违背良知和原则的情况下,则要牺牲,不用再珍惜羽毛。我这个人很珍惜羽毛,但是在关键时刻,对于羽毛我是毫不珍惜的,不管是面对诽谤还是非议。这就是我的个性。
  
时代人物: 有人认为目前中国律师群体有分裂,那么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你认为他们的分裂从何时开始?
  
陈有西: 没有分裂,中国律师界没有分裂。就那一小撮律师是很孤立的,没有多少市场!他们不代表中国律师界。
 
律师本来就是各人办各人的案件,没有什么团结不团结的说法。律师就是在分歧、对抗中发现问题的,不是一个组织体系内的团结。律师只是互相尊重,服从规则。只有那些搞炒作的律师,不断在制造矛盾,很小的案件搞成天大的事,好像只有他的案子才是中国最重要的,你不参加声援支持就是没有道义,没有同步行动就是不团结。中国一年几百万件案件、25万律师,大量的都是在扎扎实实工作着。有精彩的,有冤枉的,有比已经炒作的案件更冤的,有谁去宣传关心了?都是每个承办律师在认真负责地各自办理着。绝大多数律师也都非常尊重同行,并没有一天到晚同谁在生意见。

时代人物:但是反过来讲,你说一部分律师在律师群体中被漠视乃至于不屑,可事实上他们的表达在舆论场、在民间却有巨大的影响力,你为什么又不看好他们?
  
陈有西:这我在三年前就讲过了,他们早晚是会走向穷途末路的。老百姓会认识的、认清的。他们所谓帮了那么多人,但最后你去了解一下,问问那些老百姓对他们的评价到底怎么样。曾成杰的女儿你去问问,评价是怎么样的?当初那些人想接夏俊峰案的人,夏的爱人你去问问,评价是怎么样的?很多不为人道的一面。我们只是为行业的面子,没有去说。若干个人霸着话语权,互相吹捧,在微博上互相转发造势,造成所谓影响。很多冤案群众无处诉,有人能够帮助,都是感谢的,一时还没有认识真正的意图。

就无非是老百姓很好骗嘛!所以现在说律师界分裂,实际上是他们故意做出好像他们是一派的,谁给他们分裂?理都不理。
  
时代人物: 不局限在死磕派,你认为律师界需不需要一种共识?是什么?
  
陈有西:我们的共识很扎实的。中国律师界的共识就是:理性推动中国法治进程。扎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绝大多数律师老早就有共识。
 
时代人物: 死磕派之所以以死磕的极端方式介入许多案件,暂且不提他们的炒作,或许也因为他们看到了当下中国的一些暗影,无法有效排解掉他们所面对的许多愤怒、暴力乃至不公,你也一定有看到,那么你是如何排解掉所带给你的负面情绪的?
  
陈有西:我就是在跟社会上的许多不良现象,许多丑恶现象战斗着。这三四年,我做了那么多案子,不正是在跟那些不公正在抗争吗?所以从李庄案开始,我会冒着那么大风险大声喊出来。我如果容忍那些现象,容忍那些丑恶,我就不会出场了。
 
时代人物: 相较于死磕派的做法,你一定有你的思考,他们的思考最终让他们的行事方式成为极端,他们为什么极端,你为什么不极端呢?
  
陈有西: 一样的,他们真的极端,他们为什么不跑到国外去,他们照样在这里折腾!他们还是在上法庭,还是在相信法院,不是跟我走的路一样吗?他们最终想达成的结果不都是想拿到一个公正的判决书吗?他们无非就是要把响动搞得大,让人家看到而已。都很虚伪!
  
时代人物: 死磕派律师或许也象征着人类历史上一种积极精神,你如何看这种牺牲精神?
  
陈有西: 比较典型的就是谭嗣同嘛,再远一点,我的老家出的方孝孺。
  
时代人物: 很显然你不是这种人?
  
陈有西:骨子里我是这种人,但我吸取了他们的教训,我不会轻易牺牲自己。
 
时代人物: 诠释一下你所理解的良知?
  
陈有西: 民本思想、匡扶正义、扶持弱小、悲悯情怀。不是说不牺牲,是在值得牺牲的关键时候牺牲,真正需要讲道义舍身护法的时候当然要冲上去。
  
时代人物: 据媒体报道,在接手李庄案之前,你曾向浙江高院做过汇报?
  
陈有西:这些人拼命在夸大我的这个工作技巧,包括石扉客,其他写我的记者。这其实是我在演讲中说的。但他们理解为好像我是先勾兑好,再出场的。无非就是我按照全国律协的规定,我把程序走到,我就是防止浙江司法厅来处分我,这是我的自我保护,并不是我跟体制勾兑啊!浙江司法厅能够跟王立军们去斗吗?重庆如果把我抓了,他们能把我救出来吗?想都别想!

我不会做莽夫!我走完应有的律协程序,但真正的风险只有我自己承担。他们就从不提我在重大问题上的这种担当!

时代人物: 也有不少人质疑你心胸狭隘?
  
陈有西:无所谓,我不回应自然就看出心胸大不大了。我不去回应,才会让人家冷静下来去思考。说我心胸不大,最早就是心眼最阴的律师讲出来的。恰恰讲我心胸不大的人,看着我从3个律师发展到220个律师。心胸不大,谁会同你一起干。这其实不必去解释。
  
说我心胸不大的人,律师二十几年了,自己往往同谁都合作不好,律所也没有多少律师。这些事实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时代人物:网上说你微博拉黑的人多达四五千人?
  
陈有西:新浪微博拉黑人数的限制就是两千人。那四五千人拉黑就是假话了吧。但确实,如果真要我去拉黑,5000都不止,原因是什么?一个人可就穿了50个马甲。最早的水军就是在李庄案当中。唱红打黑时反对我的人拉黑5000够吗?后来四五年,左的右的都来照顾我,拉黑5000根本不够。

这些人不需要我拉黑,政府都把他们的微博给关掉了,需要我来拉黑吗?到现在为止,我的微博从来没被关闭过,只有零星的几条被删掉过。在批评政府的大V里,只有我是这样的待遇。我如果没有一种准确的政治把握,能够做得到吗?

理性的发言在中国当下这种民粹主义环境下是很孤立的,会饱受夹击。
  
时代人物:你对堂吉诃德这样的人如何看?死磕派身上有没有这种色彩?
  
陈有西:他们没有堂吉诃德那么可爱,堂吉诃德是真的不顾后果的,他是很纯真可爱的,没有狡猾的一面。堂吉诃德是很淳朴的,他去打风车就去打风车,根本不考虑自己死活,就只为了他的理想。中国目前没有堂吉诃德,只有各怀心术的恶炒,对名利有所图的恶炒。标榜为堂吉诃德的那些律师,他们根本没有堂吉诃德的境界。

时代人物:我很好奇,那现在在律师界,你的朋友,你的战友有哪些?
  
陈有西:我的朋友非常多,你可以去看一看我的学术网上的那些评价。你去看看我微博的粉丝,现在每个月我的微博粉丝大概可以增长一万左右。原因在哪里?我又不去买粉,不去炒作。
  
时代人物: 那认可你的那一批人中,在社会上有巨大声望的都有哪些人?
  
陈有西: 主流社会基本都认可我。
  
时代人物: 举个例子?
  
陈有西: 法学家有江平、张思之、贺卫方。大律师有李肖霖等好多朋友,前中国律协会长于宁。政界里还多些,名字就不说了。经济学家中吴敬琏、茅于轼、张曙光等,历史学家雷毅等。任何场合,真正有档次的大律师对我的看法不会负面。
 
时代人物: 各种认可中哪一句话,哪一个细节让你最记忆犹新,最备受鼓舞? 
陈有西: 有些话是偏爱过誉的,贺卫方当时在成都演讲:陈有西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江平:坚守良知,善于把体制内体制外的事物进行一个非常得体的沟通,是我们国家最有担当的律师。张思之先生,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中,在李庄案第一季上诉去请他出山时,就反问李庄家人,陈有西不好吗?这样好的律师你还要换干什么?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上午演讲,要我来主持,下午我演讲,他给我主持。我在经济学家圈中,是根本没有地位的小人物,茅老是泰斗级的人物,但是天则所给我的礼遇非常高。这些都是道德文章赢得的尊重。这样说有点黃婆卖瓜,但是在这个满天谤议的环境里,又不得不自吹以证。



绥靖比对抗更具建设性

时代人物:一些人说你跟体制长袖善舞你不认同,但是你自己也说过杨海鹏评价你“善于跟体制打交道”你认同,这怎么理解?
  
陈有西: 不用去猜很多的潜台词,很简单的一点:
  
换位思考。四个字就可以。我所有的沟通技巧就四个字:换位思考。我把自己理解为他,把他理解为我,这样互相才能够对话。这一般人听不懂。换位思考是解决现在所有对抗性矛盾必备的一个素质。
 
律师职业是一个对抗性工作,今天我的当事人被警察抓去,我可以理解为当事人是被冤枉的,警察是坏警察,另外我也可以把这个警察理解为正常人,他抓了你,可能是哪个领导批示了,也可能是哪个证据他误解了,或哪个法条他没理解透。我抱着与他沟通,好好讲的方式为你澄清冤枉。当然我也可以上门就跟他吵架,说你把我的当事人冤枉了,也就是完全对抗的方式。这两种律师去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如果跟他平等对话,只要把真相搞清楚了,他就不会故意冤枉你,故意抓你进去。用这个心态去解决,公检法肯定能听得进去。
 
你一进去就对抗,他一看到你就反感,怎么会给你机会沟通?你还怎么去履行和追求你作为一个律师维护正义的基本价值?
 
时代人物:你的前提是可以沟通,但在很多律师的评论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律师处境很艰难”、“弱势”的评价,沟通的双方或许本身就不对等?
  
陈有西: “处境很艰难”,最早就是我讲的。就是重庆李庄案之后我到上海去演讲,第一次赤裸裸地把中国律师的困境,全面展示给全国人民看。上海演讲传播非常广。但这些困难当中,我是用积极性、建设性的态度去改变它,而不是天天死磕、抱怨去改变它。

时代人物:你在与公检法对话的过程中,的确为当事人做出了很大的利益争取,但长期看来,这种“执业风格”的律师如果多了起来,会否又对法治进程造成反向伤害,造成延缓或阻碍乃至于惯性“绥靖”?
  
陈有西:这只会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而不会有任何阻碍。任何的司法架构,就是一个交锋、沟通、抗辩的形式。抗辩就是对话,抗辩是不同意你的意见,交换是同意你的意见。所有的法庭观点,就是在自证和沟通中产生的。你光强调对抗,那最终结果怎么能够形成呢?共识怎么能够形成呢?所谓的共识就是你讲这个人是有罪,检察官认为可能有罪,律师讲无罪,法官在这之间,达成共识,认为律师有道理,或者认为检察官有道理,他会形成一个合议庭的共识,把这个案子给判出来。

何况讨论这些都很可笑。不绥靖,绥靖的对面是什么?革命?那你别在这里写文章啦。就是要温和的提出建议和决策,这是理性的有建设性的。有些人实际上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气概。我就承认我是绥靖主义,也比那些所谓不绥靖的更有建设性。

时代人物:这个正义或许和民间所理解的正义有偏差,你所理解的正义是什么?
  
陈有西:我理解的正义就是:扎扎实实讲事实、讲证据、讲法律、讲辩护词。我就这样在做啊,有什么好批驳我的。难道这不叫担当?
  
对于比如像“小河案”这样有黑社会性质的案件,我敢做无罪辩护,这难道不是担当吗?难道是我勾兑出来的?我是堂堂正正在讲事实、讲证据,所以真正明白就里的人,才会说陈有西在真辩护。为什么公检法最后判第二被告无罪?也就是说,他们是有法律原则的,让中国律师看一看,真正的好律师的严格依法辩护,法庭是会采纳的。这种结果,能够交易得到吗?

时代人物:你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会经常妥协吗?
  
陈有西:不妥协,我是最不妥协的律师。很多案例直接可以说明:李庄案、小河案、夏俊峰案、李某某案、唐庆南案、吴尚澧案、吴值辉案、邹婉玲案,我妥协了吗?没有一个案子我妥协过。

时代人物: 既然在李庄案中你有非常准确的前瞻性判断,李庄案二季你为什么不选择出庭?
  
陈有西:第二季时,我飞机票很多事都安排好准备出庭了,但我的合伙人二十多个人在上海堵着我,这就体现了我的兄弟姐妹们对我的爱护,他们就说:“陈主任第一季你出来已经够了,中国16万5千律师,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律师,凭什么一季你去,北京两万多律师一个没去,二季你不要去了”,劝我,我还是要去。我律所律师传真“决议书”过来继续劝我,我当然可以一意孤行继续去啊,但我是一个管理200多律师的律师集团的董事长,我怎么能不尊重我二十多个合伙人的意见呢?我不是自己不敢去,我必须还得有一定的集体观念。我毕竟是京衡律所的一员。

当时去重庆的宾馆都开好了的,所以《南都周刊》的记者季天琴来采访我,我把这个合伙人决议拿给他们看。她知道了我整个的决策过程。我是公平正义的追求者,应该是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我是一个务实的人,我必须脚踏实地、有集体观念。否则,京衡十年不可能赶上别人三十年。

时代人物:作为一个有声望的大律师,你现在选择案件的标准是什么?
  
陈有西: 就是匡扶正义,确实冤枉,我愿意帮他。
 
但我现在会选择一些有社会意义的、有挑战性的案子,也有经济价值的案子。有钱赚,不违背我良知的,我也照样做,我是一个职业律师,我不可能当一个清教徒,要对得起家人孩子。一年做20件以下的案子,非常忙,绝大多数也不宣传。如果遇到一个非常冤屈的案子,没钱我也会义愤填膺地去做。

时代人物:如果你的儿子就是一个律师,你如何去教他评判一个妥协与不妥协的标准?
  
陈有西: 辩护词、代理词、法庭陈述为准。平时所有的工作方法都要做到尊重对方,我跟我的两百多个律师培训上课的时候,都这样说的:必须尊重公、检、法。这不是妥协,对对方以尊重,这是最起码的人的涵养。但尊重不代表违背你的原则,我坚持无罪辩护的案子,是从来不退让的。包括有一个冤枉的县长自己要认罪,我退出来,不辩了。

时代人物:如果让你来描述你的边界艺术,你如何阐释?
  
陈有西: 所有事情对事不对人,所有事情,换位思考,我自己的原则绝不退让。我确定的原则,来自于几个基点:对事实的准确分析、证据的严密组织、法理的研究把握。在此基础上形成我的观点。形成以后雷打不动。在实现我的辩护意见的时候,我会对事不对人,我不会去恨公检法任何一个人,我会讲清楚我的意见,听与不听,是你的事。最后你要把他判有罪了,我也没办法,因为审判权在你的手里。这叫“是不能也,非不为也”,我做不到,没办法。我不可能去夺过公章盖判决书,也不可能去劫狱。运用技巧,就是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条文来辩护,从来不瞎闹。依靠法律强硬。

“舆论倒逼司法”是伪命题

时代人物: 你对“舆论倒逼司法”这一说法怎么评价?
  
陈有西: 舆论倒逼司法,是个伪命题。如果真正是自由的舆论,它不会一边倒,各种观念都会呈现出来,法院恰好广纳言路,兼听慎思,不会导致偏向。这样的舆论越多越好。我们今天的舆论倒逼司法,是因为舆论背后的权力。主要是两类:一种是公检法自己操纵的舆论,内部通稿定性报道,未审先定,把侦查观点传播给社会,引导定性。这种舆论对司法的妨害最大,其真相是背后的政法机关的权力操纵。第二种就是官媒的操纵。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由于其特殊的官方支持背景,几乎报道就是判决,没有二致。因此,真正的民间舆论影响不了法院的判决。我们有些机关根本不会顾忌一般百姓怎么说。法律专家的论证也一样,再权威的专家的合理分析意见,年轻的小法官也可以否定它,建立自己的满足感成就感,有的故意把你判输了。专家意见在他们眼里就是废纸,一钱不值。因此,不要相信所谓的舆论干预司法的说法。

时代人物: 在与公检法打交道中让你最愤慨的是什么?
  
陈有西: 不实事求是,权力干预,不敢依法办事。

公检法里面有很多明白人,为了明哲保身,他们不敢像我这样堂堂正正站起来主持公义。能够扔掉乌纱帽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太少。法院、公安、检察院,无论哪个环节只要有人敢公开的抗争,很多冤案就不会形成。

去年我们浙江叔侄冤案平反,追溯回去,当年只要有一个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敢站起来,按照原则来弄。这个冤案就不会形成。所以公检法里面最缺的就是坚持原则,堂堂正正的人。

有些冤案判出来,会感到非常无力,也很愤怒,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律师没有最终的决定权。“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时代人物: 你想过自己会出事吗?

陈有西: 随时。否则怎么会踩着风口浪尖去做事。

去重庆之前我都做好思想准备的,工作谁接班我都安排好才动身去的。家庭的事情种种,给领导的汇报无非是众多要交待的事务之一。全部研究过的。现在我面对的攻击愈多,我越觉得我的层次越高,这些人离我的层次太远。所以他们越感觉到我高高在上,不可亲近。

时代人物: 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你有何看法?

陈有西: 一、从司法改革开始,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二、从落实现有宪法开始,树立法律权威,审判独立;三、从改革法院审判制度开始,提高法院地位,确立司法独立,带动公安、检察、律师制度改革;四、在改革中发现问题,修改不完备的现行宪法和法律制度,建立完备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法律体系。

我崇拜良性的权力

时代人物:对于你是“体制失意者”的评价,你认可吗?为什么?
  
陈有西:说我失意,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如果我有权,我可以做很多游离于中国社会当前急需的事。另一方面,我现在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也说不上有多少失意。因为我如果还在体制内,当个厅级干部,也不见得成功到哪里去。我从政的目的,是济世,不是为自己当官,是为了能够为百姓做事、为社会匡扶正义。一旦这个目的无法实现,我离开官场就是毫无留恋的。当时我是坚决辞职出来的,没有保留任何待遇。16年体制内的努力,全部毫不犹豫地主动抛弃了。现在觉得,当时自己的抉择是对的。

时代人物:你在体制里呆了16年,你认为中国当下法治与体制的边界在哪里?

陈有西: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也是我批判最激烈的,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跛脚鸭,经济走的非常快,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所以产生那么多的错位,产生那么多的管理漏洞,产生那么多的腐败,产生那么多的老百姓的不满。这也就是这几年我不断的呼吁加快司法改革,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原因。

对国家宏观批判最凶的那些文章好些是我写的,比如薄熙来审判当中我写的《成功的审判 遗憾的侦查》就是全球影响非常大的一篇。最近针对最高院院长周强在人大的报告最重磅的两篇文章也是我写的:

《最高法院工作报告重实务轻创新》《大法官当任,应慎言慎杀》。这些宏观上的思考,中国25万律师,目前就只有我在讲。就是说,重大问题上我是毫不客气的。

你要讲死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磕。所以我把自己定位成共产党内的开明的改良主义者,推动改革的健康的改革力量。我从来不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且我是优秀模范党员。这是一种光荣,同推墙派我是公开这样说的。我是共产党内力图消除弊端推动进步的有良心的党员,我对自己就是这么定位的。

时代人物: 你崇拜权力吗?

陈有西: 我崇拜良性的权力,但我不迷信权力。只有道德的权力、为民请命的权力、匡扶正义的权力,才是我要崇拜的。很多权力是我蔑视的,像唱红打黑我敢冲上去,我就蔑视薄熙来这种滥用的无视法治的权力。

同样我也曾经追求权力。因为没有权力就不可能为民请命,就无法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这就是权力的作用。所以良性的权力是需要崇拜的。但是你获取权力的途径,必须是非常阳光的,堂堂正正的,不能通过阴谋诡计去获得权力。你获得权力之后,也是权为民所用,不是为你自己所用。是为社会谋福祉、关注弱势群体,拥有权力者,应该有悲悯情怀和无私精神。



陈有西(中)在某“法制论坛”现场。

没有英雄,人民就是盲目的

时代人物: 很多的报道对你态度还是很暧昧,你怎么看待这种态度?

陈有西:他们还是认为我是一个争议人物,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律师。他们不愿意把我写成一朵花,他们用许多旁人的观点来试图展示我,用看似公允的方式来呈现我,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目前确实就是一朵花。我不怕这样说会招致新的攻击。

我当然也喜欢听好话,希望更多的人来理解我、表扬我、肯定我、支持我,但是反对我也不怕。该做照样做,很多人劝我李某某案我不要管,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又不赚钱。你名气也够了,你干嘛要趟这个浑水,我照样还说话,改变不了我。

中国律师25万人,这样有良知的坚守,没有私欲的坚守在一个个案子上发声,目前只有我。

原文详见《时代人物》2014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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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离开西溪后,就不停的在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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